唐高宗揭露他老爹的贞观时期吏治大坏百姓叫天不应呼地不灵

一千多年来李世民和贞观时期被捧上了天,吏治也被吴兢说成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但是事实上贞观吏治大坏。这个烂摊子得有李世民的儿子接手,唐高宗尽管是一个大孝子,在收拾这个烂摊子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透露出来了。

  贞观时期,尤其朝政在长孙无忌及褚遂良之流把持下,吏治大坏,褚遂良就是第一个要抑买人地的,唐高宗上来,才受到韦思谦劾奏降职,大理少卿张睿册还要替褚遂良帮腔。唐高宗一上台就下令撤去碾硙,一直受到抵制,下令禁买卖世业、口分田,对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诏买者还地而罚之。也一直受到抵制。显然土地兼并正在贞观时期,并且延续到永徽,高宗的政令不通行。一直到陈硕贞起义后,唐高宗夺回大权,真正亲政,碾硙才得到撤销。《旧唐•贾敦颐传》指出“永徽五年,累迁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洛阳才得以退回被兼并的土地。可是关内却没有这种消息。显然豪富之室,籍外占田是从贞观延续来的。到了永徽,尽管高宗禁止兼并土地,还一直受到抵制。
  在《前唐第一权臣、外戚长孙无忌与第一奸臣褚遂良》中,我们已经知道,显庆时期长孙党经历三次谋反,显庆五年长孙无忌第三次谋反,历史记录却被删去一大截,以至于连司马光也搞错了长孙无忌究竟死于那一年,实际上正是显庆五年八月前后大量的记载被删除了。其中应该包括长孙无忌的第三次阴谋谋反及其败露的过程,也应该有抄长孙党的家,抄出了那些东西。显而易见的是关中的土地长期集中于长孙党那儿,包括长孙家、王家、柳家、褚家、韩家、崔家(崔敦礼)、赵家(赵持满)等等。正是这一次长孙党垮台,才抄出大批土地,使得关中的土地细化了。这一切正是吏治大坏,官官相卫的结果。
  李世民手下的死党做将军,不管是李靖还是程咬金都是军纪败坏,带头大抢大掠的。
  可是贞观历来被人们认为吏治大好。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李世民和封建史家们能够给我们留下吏治大坏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看他的大孝子唐高宗是怎么认为的。
  唐高宗还未正式登基的时候,在《罢诸州造船安抚百姓诏》(见全唐文卷十二)中说:

  `  比王师荐发,戎务实繁,州县官僚,缘兹生过,力役无度,贿赂公行,蠹政伤风,莫斯为甚。

  永徽二年九月,高宗对宰相说:“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通鉴》)自古帝王大都喜欢粉饰太平,唯有高宗敢于直面自己在位时的政治弊端。
  唐高宗到监狱里去视察,结果除唐临处置的以外“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
  李世民篡权后,面对裴寂,污蔑武德时期“朝政紊乱,贿赂公行”,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中伤他的父亲和裴寂了。可是他根本想不到,他死以后,他的大孝子却认为,贞观时期的政治,才真正是腐败到了底。事实终究是事实!
  那是他的大孝子说的哦!不像他忤逆不孝之子污蔑父亲。

  在《全唐文》卷十一中,又载了唐高宗的《申理冤屈制》,摘录如下:

  `  百姓虽事披论,官司不能正断。及於三司陈诉,不为究寻,向省告言,又却付州县。至有财物相侵,婚田交争,或为判官受嘱,有理者不申;或以按主取钱,合得者被夺;或积嫌累载,横诬非罪;或肆忿一朝,枉加杀害;或频经行阵,竟无优赏;或不当矢石,便获勋庸,改换文簿,更相替夺;或於所部,凭倩织作,少付丝麻,多收绢布;或营造器物,耕事田畴,役即伍功,雇无半直。又境内市买,无所畏惮虚立贱价,抑取贵物,实贪利以侵人,乃据估以防罪;或进退丁户等色,多有请求;或解补省佐之流,专纳贿赂;或徵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行,有货则富强获免。亦有乡邑豪强,容其造请;或酒食交往,或妻子去还,假托威恩,公行侵暴。凡如此事,固非一绪。经历台省,往来州县,动淹年岁,曾无与夺,欲使元元,何所探告?

  总之吏治坏透了。老百姓简直就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官司是有理无钱莫进来。
  《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唐高宗一登基,就关心百姓疾苦,解决吏治问题。

  `  (永徽元年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这和《申理冤屈制》末尾说的:“见在京诉讼人,宜令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崔谧、朝散大夫守给事中刘景先、朝请郎守中书舍人裴敬彝等,於南牙门下外省共理冤屈,……”是一致的。

  吏治正是高宗整顿的,撤碾硙是整顿吏治,禁止土地兼并是整顿吏治。减轻百姓劳役负担,尤其是关东百姓劳役负担更是整顿吏治。据《通鉴》显庆元年四月:

  `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

  来济提议要不夺农事其省征役:

  `  “今山东(注意)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注意)所须外,馀悉免之。”上从之。

  来济所献的自然是善策。这告诉了我们几个问题。来济说要免除的不是公役,而是私役。当时官吏们的私役严重。
  首先这儿特别指的是山东。可见永徽时,关东百姓徭役仍很沉重。夺民农时,夺民蚕要,稀少的人口,加上繁重的徭役,自然民不堪命。农业自然歉收,百姓无食无衣。
  其次从高宗登基以来,罢辽东之役及土木之功,朝廷并没在关东开什么大役,那么是谁的征役呢?来济称“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可见当时百姓所苦的,并非是公家之役,而是官吏们的私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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